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
习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自人类出现以后，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史。环境史研究把自然要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有机结合起来，紧紧围绕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复杂关联及其变迁开展研究，进而揭示其中蕴含的经验、规律、定理。在这一动态的研究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重要内容。无论环境史研究构建了何种新的历史知识体系，催生了哪些新概念新范畴，都必须对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两难选择，人们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护自然环境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具有历史合理性。由此，诸如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环境污染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当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甚至得到大幅度改善以后，与重视环境保护，以满足人民对干净、安全、美丽环境需求的实践相对应，环境史研究也更看重对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习2023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第一个就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这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把握好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基于此，在学术层面，环境史研究要坚持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从不同角度来正确认识和研究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些新的认识正在拓展环境史研究的学术视角。
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习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富强和美丽，都是我们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从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深刻领悟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在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即发展经济是为了更好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保护环境则是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两者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在思想理念上具有同一性。习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由快速地增长阶段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们国家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习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加深了我们对于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革新了我们的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在思想理念上摒弃非此即彼的观念，实现两者的兼顾。
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在现实实践中具有共生性。习指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关键环节。”这表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是共生关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或缺。一方面，发展经济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条件、支持和保障，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有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反过来说，如果发展经济不计环境代价，耗竭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就等于自毁前程，最终发展不但不可持续，而且背离了造福人类的主旨。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保护自然环境就为了更好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大幅度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大大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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