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黄奇帆访谈录
4000万台差不多就是2000多亿的销售值，他们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亿的销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厂商就跟着来了。这些零部件厂商不是重庆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广达等利用其产业影响聚拢起来的。等于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他们在帮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庆一小时经济圈里的区县，你做100，他做100，重庆就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
你追我赶的场面甚至还出现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这三个竞争对手，现在被我拉到一个桌子上吃饭。如果某一家手长脚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万台产能就会落到他手里，其他两家就会吃亏，所以他们三家也是你追我赶。
黄奇帆:他们一下子干出几千亿的产值来，需要20万员工。这三家企业，每个企业今年都要先招1万人，招来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们原先沿海的企业去培训，到下半年年底，这1万人就变成班长了，明年每个人带8个人、10个人，20万人就起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
黄奇帆:用学术上的话，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叫水平分工，现在我们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变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就是讲大公司做研发设计，代工厂在沿海搞了几个加工基地，然后第三类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运输、用现代通信的办法下单。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个产品。一个上海货，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东南亚的，任何一个产品的加工，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一个产品做供应。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能这样做，但是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世界就变得不平了。太过仰仗物流运输是极大的能源浪费。我认为，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
重庆就搞了这么一个高地，我们搞了一个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这件事不是光靠我们，我们设计的方案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呼应，又得到了台湾代工厂的响应，就运转起来了。
我把去年的决策称之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维和跨国公司、三大台商形成的一种共振；今年我们要决战供应链，决战零部件。去年决战1+3，决战惠普和三大台湾龙头加工公司的到位；今年是要把这三个台商零部件的供应链真正拉到位。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也许会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黄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那就要比劳动力成本、油电煤运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们普遍认识到中国西部廉价的劳动力、西部的优惠政策、西部的油电煤运的资源成本较低，这些都适合搞制造业。而零部件的制造业，不管是放在沿海还是东南亚，在中国西部是有竞争优势的。
当然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也许会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曲线里，咱们的研发在外，重庆的这一模式也克服了这一弊端？
黄奇帆:我们长期以来的沿海加工贸易方式存在好几个对中国经济不太有利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没有核心技术。
我们以前加工贸易的概念，因为是组装劳动力搬运工，不管是做电脑还是电视机，1000亿的销售，加工贸易的投资，包括生产设备的投资、生产线%的钱。对于一个老板来说，1000亿销售只花5%的投资的话，相当于只开一个贸易公司，他就没有必要把研发基地放在这儿。
在高科技领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谁做零部件谁是上帝。比如说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们讲的奔腾四、五、六，其实就是芯片升格了。1000亿的销售里面零部件的产品投资平均要700亿，比加工组装的投资要多十几倍。所以现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机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庆了，重庆就成为了研发基地。在这个方面上，我们这一个模式反而使得重庆变成了研究开发的一个基地了。惠普的研发在这里，广达的研发也放到这里，英业达也在这里，他们跟我的协议里都承诺研发放到这里。
重庆成为了众多IT企业的第二总部。这不是我黄奇帆个人的魅力，而是企业看到产能转移到重庆能取得成功，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是一个附带的成功，也是模式转变带来的新的好事情。
黄奇帆:加工贸易也是我们的祖国外贸摩擦的一个根源，还老被老外说我们出口太多。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加工贸易，说起来1.2万亿美元，但净创汇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来料加工运来的东西占80%，最后进出相抵消，其净创汇只有20%。听起来1.2万亿美元蛮庞大，实际上产生的净创汇只有2400亿，其他都是虚的。
此外，我们的祖国还有出口退税，1万亿都要摊上去。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钱在补贴外国人、在补贴台湾人。结果我们还让外国人说我们的出口那么多。实际上我们帮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进口，他们又不算账。我们出去了1万亿，进来了8000亿。
我们的贸易摩擦以及我们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补贴，都补到了这一些地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亿美元的货物出去，那我就净创汇800亿，我是真正地创汇，国家同样也给1000亿美元创汇补贴、退税。所以，重庆的模式其实就是把创汇模式、出口模式也转变了，使国家的出口补贴补到了要害上，这就是第二个附带的好处了。
黄奇帆:代工厂有很多的零部件从东南亚、美国、欧洲、印度运过来，这就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结算。另外，这个代工厂把电脑交给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厂之间也有结算，而且这笔结算有时候还要代工厂把产品一次通过物流公司运到美国才能再结账。如果这个代工厂在中国，那么这个网络账可完全在中国结算。但是中国20年以来，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除了最低层次的跟劳动力结账的代工厂和中国发生以外，5500亿在新加坡、3500亿在香港、还有1000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全部都在外面结算。这个结算里产生多少效益呢？会产生1000多亿人民币的税收和金融的利润，这金融的利润里就包括十几万白领会计师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们跟惠普签约时希望惠普把结算中心放在重庆，惠普说他们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这件事上我们吵了不少架。我告诉惠普总裁，重庆和惠普是战略伙伴，利益相关。于是我们去年签约后，这个账就过来了。今年1季度已经交了4亿税收给我们了。今年应该能拿到16亿。这还只是1000亿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亿的税收。
然后银行的利润也会有30多亿，这些都要归入中国的G D P。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会计师的收入。当时我让惠普他们把结算中心设在在我这儿，银行利润要结过来，而且是重庆的银行做这个事。作为缓冲条件，我们允许惠普的结算业务外包给新加坡的会计师来做。这是第三个附带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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